读诗的人都会记起庞德的《地铁》一诗。这首诗首先是图画，然后是音乐。就像《比萨诗章》中的句子，“你是雹暴中一条被击败的狗，／是忽强忽弱的阳光下一只骄傲的鹊，／一半黑一半白……”，《地铁》中的句子“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”，也是一幅图画。我曾对朋友说，这诗是一幅图画，是一幅没有声音的图画。就像我在巴黎乘地铁，“这些面庞”也出现在地铁上。除了那些步履迅疾的姑娘，坐在车上的女子尤为令人惊奇。她们的脸上布画了许多异样的花纹，且不拒绝别人照像。这是些已经意识到自己是“花瓣”的女子。她们在笑着，吐出也许像花瓣一样的法语。这是我所无法理解的另一种花朵，嘶哑的花朵，在巴黎，和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声音一起掠过巴黎的人群、内室和内心。我在想，这声音和图画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关系。就像埃菲尔铁塔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之间，有没有内在的关系。
喜欢汉字的庞德，如果在北京的地铁，会怎样“欣赏”那些面目不过是人的面目、乘客的面目的“涌现”（请注意，“涌现”在英文中是一个名词，整首《地铁》中没用一个动词）……多少年来，地铁中的哑静、默然与木然，不能给我以音乐上的冲动，虽然，我也经历了火车冲出洞穴的一点并不惊异的惊异；经历了报贩子跌跌撞撞叫卖小报的外地口音；经历了乘客们木讷的沉默，面对那些已经根本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的壁画。这些壁画多是以山水为素材，着墨粗黑，轮廓粗犷，却不能显示画者的心意，把城市中的人与画意中的人璧合于天———而这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遇了。巴黎的地铁倒无此意。许多站上都有列宁与斯大林的画像，外加老吊车和垃圾箱，这是一家类似绿党的出版社的广告，说明他们心目中的“红色时代”业已完结。所有这些，的确不能给我一个音乐的启示。
但是，庞德的诗毕竟是有音乐的。丁·兰德先生在其传记《庞德》中告知，“第一行中重复出现了长元音‘a’和‘o’以及词尾软音。这些词尾软音使单词可以从一个滑到另一个，这种方式令人联想到地铁站里移动着的人群。‘花瓣’（petals）这个词通过词首双唇辅音和短促有力的音节之特性，突然展现出音调画面；其效果由于需要停顿一下的同韵单词‘湿漉漉’（wet）而得以加强。……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，说明了意象派创始人的全部诗与歌关系的实践。一个从沉默与寂静中听到声音的诗人，是一个真正的诗人。一个从声音的沉默中看见画面的人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当庞德静静走过巴黎地铁，他的音乐头脑并未被法国的绘画传统所荫蔽，他在一首诗的孕育中，运用了他家传的音乐素养，因为正如他所说，“诗歌离开了音乐，或者至少离开想像的音乐，它就枯萎，‘干瘪’……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是蹩脚的诗人”。正是这个庞德，一度为歌剧谱曲。而法兰西的音乐，却是倾向于显示绘画的。在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之中，绘画的“想像”因素是显而易见的。而马拉美，又把这“想像”的因素注入他的诗作。一部以文字性复调发声创作的《骰子一掷不是偶然》，同样给我一个“想像”法语诗歌音乐性的空间———因为在中文译文的不同字体的印刷当中，这种音乐性荡然无存。
于是，人们可以发问：意象派诗歌的塑造性、图画性诉求和它的音乐性诉求何以贯通，孰轻孰重，谁先谁后呢？也许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，一如提问李白，你是听见了月亮，还是看见了月亮，方完成那首名诗。头脑中的律动，如若是艺术的，那么在她分别选择、中合与侧重某一门类艺术作品时，“朦胧”之感与清晰之感难道不是与形式感和内容感一样，同时到来的吗？巴黎地铁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似已固定。每每记起地铁上涂花着叶的少女，记起老人和孩子无言的步履，记起零乱的站台、蓝色与黄色的候椅，记起从地铁口钻出来时所见的一派豪迈典雅的巴黎的卢浮宫、歌剧院、协和广场、香舍丽榭大道，这种记忆就变成了一幅画面———问题在于，何以这些画面没有变成声音呢？这就是缺少真正的诗歌灵感的所在，缺少马拉美的天鹅之歌和庞德的“花瓣”、“面孔”……既缺少德彪西、拉威尔，也缺少艾吕雅和圣琼·佩斯。然而，庞德是不缺少的。他不缺少所有这些诗人和音乐家的音乐感觉，这说明他是伟大的，不失为一个可以征服巴黎的人。如果庞德慑于巴黎的美景，也像蒙玛特区的街头艺人一样拿起画笔，那将是世界诗坛的“一大损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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